大分流: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江南
把一个 250 年的老问题拆开:1750 年两边到底差不差、差在哪、以及“欧洲赢了是因为它优秀”这个故事是怎么讲圆的。
先说结论:彭慕兰这本《大分流》(2000)干的事,是把“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”这个问题里偷藏的欧洲中心论掏出来晒太阳。 他的答案让很多人不舒服:直到 18 世纪末,英格兰和长江三角洲这两个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核心区, 在生活水平、市场发育、商业化程度上并没有本质差距——分流的转折点是 1800 年前后, 而不是什么“欧洲从中世纪就领先”。
那英国凭什么赢?他的答案更是充满偶然性:煤的位置凑巧在工业区旁边,美洲凑巧被欧洲而不是中国撞上。 一个是地质彩票,一个是地理彩票。没有这两张彩票,英国大概率跟江南一起在“内卷化”里打转。
注意:这不是定论。这个页面会把正反两方都摆出来—— 彭慕兰说“两边一样,赢在运气”,黄宗智说“你把江南的水平高估了”,制度派说“你把制度的作用删掉了”。 这场架吵了二十多年还没吵完,本页的立场是:先看懂问题被怎么问对,再看答案。
一、这份页面讲什么
“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、而不是中国”这个问题,经济学界叫它“李约瑟之问”的近亲, 历史学界管它叫大分流问题(the Great Divergence question)。它大概是人类历史上被提出次数最多的“为什么”之一—— 因为它的答案直接决定你怎么讲下面这个故事:
制度、文化、科学、种族……任选。那西方主导世界 200 年就是“应得的”, 其他文明的任务是“补课”和“转型”。这是 19 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叙事的默认设置。
煤的位置、殖民地的土地、一次性的地理红利。那西方主导就只是一段历史事件, 不是文明的期末考试成绩。两种答案养出来的世界观完全不同。
彭慕兰(Kenneth Pomeranz,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,史景迁的学生)2000 年出了《大分流:欧洲、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》, 给出的答案属于第二种。这本书拿了美国历史学会的费正清奖,也挨了经济史学界二十多年的批。 这个页面做四件事:
把 1750 年的江南和英格兰拉平看
哪些指标真的接近,哪些指标其实有差——两边都列。这部分是全书的实证底盘。
拆彭慕兰的两笔“意外之财”
煤的位置怎么决定能源价格,美洲的“幽灵田”怎么解开生态死结。这是全书最有名的论证。
摆开内卷化大争论
黄宗智为什么说彭慕兰高估了江南,这一架对理解“增长”和“发展”的区别至关重要。
听批评者说完
制度派和数字派的反驳,以及为什么本页的结论不是“彭慕兰赢了”,而是“问题从此不一样了”。
说明:本页主要依据彭慕兰《大分流:欧洲、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》(史建云译,江苏人民出版社)及英文原版 The Great Divergence (Princeton UP, 2000);批评方主要依据黄宗智《发展还是内卷?18世纪英国与中国》(《历史研究》2002 年第 4 期)、王国斌《转变的中国》、李伯重《江南的早期工业化》、以及 P. H. H. Vries《逃离贫困》等;方法论背景参考麦迪森估算数据与施坚雅区域理论。书目见文末。
二、1750 年的平行世界
先做时间旅行。把表拨到 1750 年前后——蒸汽机还没改良,亚当·斯密的《国富论》还有 26 年才出版—— 看两个地方各自长什么样。选这两个地方是有讲究的:英格兰是欧洲最发达的核心区,江南是中国最发达的核心区, 比就该这么比。拿英格兰跟甘肃比、拿江南跟爱尔兰比,都是耍流氓。
| 维度 | 英格兰(约 1750) | 江南(约 1750) | 谁领先 |
|---|
表中每一行都是学界吵过的战场。彭慕兰的原文里这几行全部判“平手或接近”,批评者则各行有各行的翻案——这正是本书最硬也最脆弱的部分。
有两行需要单独解释,因为它们最容易引起误会:
“市场化程度”这一行,彭慕兰判的是江南不输甚至更优。他的依据是:清代的土地买卖和劳动力流动 比旧制度下的欧洲受更少的封建制约;粮食的长距离贩运规模巨大(18 世纪每年从湖广沿长江运入江南的粮食以千万石计推断); 产品市场里几乎没有欧洲那种行会和领主的独家垄断。也就是说——如果“资本主义”指的是自由市场,那 1750 年的江南比英格兰更“资本主义”。 这个论断是全书最反直觉的几处之一。
“工资”这一行则相反,是最多批评者下手的地方。后续研究(Broadberry、Gupta 等)用实际工资重算, 认为 18 世纪伦敦建筑工人的实际工资明显高于江南普通雇工推断(对比口径本身也在吵:算工资还是算家庭总收入?算成年男性还是算全家劳动?)。 彭慕兰的回应是:江南的生计嵌在“家庭农场+副业”的组合里,拿欧洲的城市雇工工资单去比,本身就选错了尺子。
真正的分界线出现在 1800 年之后。1820 年前后,英国棉纺业用机器生产全面铺开, 此后不到一百年,全球工业产值的绝大部分集中到西欧和北美——1750 年的两个平行世界,在人类历史最陡的一根曲线上分道扬镳。 为什么是英国先跨过去?旧答案先摆出来,看它们怎么一个个不灵。
三、李约瑟之问与三套旧答案
先交代问题本身。李约瑟(Joseph Needham,生物化学家出身的科技史家)在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: 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曾长期领先世界的中国?这个问题后来被扩展成整个“欧洲奇迹”追问的代名词。 在彭慕兰之前,主流答案大致三套,每一套都把欧洲的胜利解释成“必然”:
这三套答案有个共同结构:都是单向打分——把欧洲的某项特征拎出来当“及格线”, 然后检查中国的成绩单,发现不及格,宣布“所以欧洲赢了”。彭慕兰在书里把它们挨个过了一遍, 结论是每一项单独拿出来都经不起推敲:
| 旧答案 | 彭慕兰的反驳 | 反驳的强度 |
|---|
最后一行值得停一下。科学革命确实领先——但彭慕兰说它对 1800 年前的经济没多大用。 他的理由是:蒸汽机前的工业技术(水力纺纱、焦炭炼铁)靠工匠经验就能推进,不需要微积分; 甚至中国人早就知道蒸汽原理,还掌握过与瓦特装置相似的双动活塞技术推断(彭的考据,细节有争议), 但没有廉价的煤和抽水的刚需,这个知识就变不成机器。知识是种子,生态约束是土壤——种子欧洲有,但土壤两边一样板结。
四、彭慕兰把问题倒过来问
三套旧答案不灵之后,彭慕兰干了件整个领域都记住的事:他把问题的方向调转了 180 度。
- 这个问法偷偷把欧洲树成标准答案,中国永远是被扣分的一方
- 它只找“中国缺什么”,从不问“英格兰多了什么”——多出来的东西未必是优势,也可能是彩票
- 如果 1750 年两边真的差不多,那么英格兰后来没走江南那条“内卷化”道路,就需要解释
- 这个问法是中性的:两边都被放在被审视的位置上,谁也不当标准答案
这一翻面不只是修辞技巧,它改变了整个调查的方向。旧问法引导你去找“中国的病根”—— 于是你挖出闭关锁国、重农抑商、科举浪费人才,每一条都像病因。新问法引导你去找“英格兰的岔口”—— 于是你问:英格兰在哪个节点上离开了那条两边共同的内卷化轨道?离开的力气来自哪里? 这一问之下,彭慕兰的回答分两层:
第一层:1800 年前,两边是同一条轨道
人口增长压着土地,土地供养着人口;手工业的繁荣受制于燃料(木材越来越少)和原料(棉花要与粮争地)。 这个模式他称为“斯密型增长”——市场扩大、分工深化、效率改善,但不突破生态天花板。 英格兰和江南都在这条轨道上跑,谁也没快多少。
第二层:英格兰在两个岔口上被“外力”拽了出去
岔口一:脚底下就有煤,而且煤矿会涌水,逼出了蒸汽机这个副产品; 岔口二:西边跨过大西洋有一片无主的(对欧洲人而言)大陆,把生态压力整个转嫁出去。 两个都是欧洲体系之外、价格体系之外的“外生冲击”——不是制度更优、不是文化更勤、不是科学更明的内生结果。
注意彭慕兰自己的措辞,比转述的“煤和美洲”精确得多。他强调的不是“英国有煤”——中国煤储量巨大—— 而是煤的地理位置和地质条件;他强调的不是“美洲提供资本积累”——这是马克思学派的老答案—— 而是美洲提供的土地密集型产品解开了生态约束。这两笔账,下两节细算。
五、交互比较:不做单向打分
方法论还得单独立一节,因为彭慕兰和他的加州学派同人们(王国斌、弗兰克、李伯重等)真正留给这个领域的遗产, 一半是结论,一半是这把工具:交互比较(reciprocal comparison,王国斌《转变的中国》里系统阐述)。
拿欧洲当坐标系原点,问“中国差在哪”。
找到的永远是“缺口”:没有议会、没有新教、没有科学革命、没有股份公司……
缺口清单可以无限列下去,每一条都能写成一篇论文,但列清单本身不构成解释。
两边轮流当坐标系。既问“为什么江南没有变成英格兰”,也问“为什么英格兰没有变成江南”。
这样问的强制效果:你列出的每个“欧洲优势”,都必须同时解释它在江南的对应物为什么不是劣势;
你列出的每个“中国缺陷”,必须解释它在英格兰的缺席为什么没有拖垮英格兰。
举一个书里的实例——股份公司。旧叙事里这是欧洲的大杀器,中国没有它所以资本无法集中。 彭慕兰用交互比较拆了这个说法:工业革命初期(铁路时代之前)的普通工商业根本不需要大资本, 家庭企业和合伙制就够了;股份公司真正的用武之地是远洋贸易+武装殖民这种高风险大投入的买卖—— 东印度公司的本质是“有舰队的股份公司”。而在不能动武的场合,西方商人和中国商人竞争时胜负参半推断(彭的判断,个案有争议)。 结论:股份公司不是工业革命的前提,是殖民扩张的产物。因果箭头被整个调了个头。
最后补一句定位。这套方法论加上“去欧洲中心”的问题意识,就是学界所说的加州学派—— 不是有组织的门派,是后来者贴的标签(因为代表人物都在加州:彭慕兰、王国斌在尔湾,弗兰克、李伯重相关)。 第十一节会专门讲这个“学派”内部的分歧——他们远不像反对者以为的那样铁板一块。
六、第一笔账:煤的位置比储量重要
现在进全书最有名的论证。先泼一盆冷水:中国不缺煤,储量一点不比英国少。 彭慕兰算的是另一笔账——煤离需要它的地方有多远。
| 英格兰 | 中国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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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张表里最关键的一行是运输。18 世纪没有铁路,陆地运煤靠骡马,水运靠运河和海船。 水运成本大约是陆运的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推断(前铁路时代运输史通说), 所以煤的经济半径几乎完全由水路决定:
英格兰:煤和工业区是邻居
纽卡斯尔煤田挨着泰恩河入海口,煤出矿井直接装船,沿海岸线南下一周内到伦敦; 兰开夏煤田就在曼彻斯特棉纺区脚下,矿区之间还修了运河网(1761 年布里奇沃特公爵运河是标志工程)。 结果是:18 世纪伦敦的煤价里,运费占比很低,煤对工业用户近乎“就地取材”。
中国:煤和经济区隔着一千多公里
煤在山西(以及陕西、河南),经济核心区在江南和岭南,中间是平原上的千里漕运线或更贵的陆运。 漕运的首要任务是给北京运粮(政治任务,不容挤占),运煤到江南的成本高到没有任何商业意义。 结果是:江南的工业燃料仍是木材和木炭,而周边山林已经在几百年开发后日益退缩。推断
彭慕兰的原话很毒:“如果制造商能自己选址,他们会把煤矿放在英格兰煤矿所在的地方。” 意思是那不是选址智慧,是地质彩票——煤田的位置恰好和后来工业化的位置重合。 他反复强调这不是“欧洲的先进”,是“大自然给西欧的恩惠”。
七、煤的“病症”生出了蒸汽机
煤的故事还有第二层,比“离得近”更精巧,也更有争议:煤矿的地质病决定了蒸汽机诞生的土壤。
英国煤矿埋藏深、涌水严重,矿主最头疼的事是排水。 人力马力排水成本压死人,于是 1712 年纽科门蒸汽机一出现就被抢着装到矿井口—— 它笨、费煤,但煤就在矿井旁边,燃料成本几乎为零,再笨也划算。 蒸汽机因此获得了第一个“养得起自己”的商业场景,在此后七十年里被一代代工匠持续改良, 直到瓦特加上分离冷凝器(1776 年),热效率跃升,才从矿井专用抽水机变成通用动力。
山西煤矿浅层多、干燥,最大的麻烦不是水而是煤层自燃,需要的是通风技术。 通风技术当然有价值,但它不可能像蒸汽机那样引爆一场动力革命—— 它的改良方向是“把火管住”,不是“把动力造出来”。推断(彭慕兰地质论证,部分学者质疑其简化)
这一节的毒性在于它对“发明英雄史”的消解。不是瓦特天才横空出世拯救了工业革命, 而是英格兰煤矿的地下水“雇用”了蒸汽机,让它能在商业上活下来、被改良七十年。 技术的路径依赖在这里露出了獠牙:同一个发明,换一片地质条件,命运完全不同。
八、第二笔账:美洲的“幽灵田”
第二笔账算的是土地。1750 年两边的共同死结是生态约束:人口在涨,土地不涨。 所有的东西——粮食、燃料(木材)、纤维(棉花麻)、食糖——最终都从土地里长出来。 一个前工业经济体想继续增长,就得持续开垦边际土地,单位产出越来越低,最后被天花板按住。 江南和英格兰都顶到了这块板。英格兰的运气是:它顶到的板,被大西洋对岸顶开了一个洞。
三项加总,就是那个著名的“幽灵田”(ghost acreage)数字——彭慕兰的估算: 1830 年前后,棉花+糖+木材三项,相当于给英国凭空增加了 2500 万–3000 万英亩虚拟土地, 而当时英国本土的全部耕地和牧场加起来才约 2300 万英亩。推断 (彭的估算;人大清史所学者指出其换算方法有可商榷处,见第十三节) ——等于凭空多出一个英国。
这个论证的狠辣之处在于它重新定义了殖民地的作用。老教科书说殖民地提供了“资本积累、商品市场、廉价原料和劳动力”, 彭慕兰说都不是重点——重点是土地。殖民地是英国的土地银行,帮它把土地密集型生产整个搬出本土, 本土才有余力让劳动力、资本流向工业。没有这个转嫁,英格兰 19 世纪的处境会和江南一样:所有的增长都被土地通胀吃掉。
九、数字口径:一个真实的坑
这一节插进来讲一个数字故事,因为它太典型了——同一个数字,单位换错一个字,结论原地翻倍。 上面那个“2500 万–3000 万”的数字,中文世界广为流传的版本是:
英亩和亩差多少?1 英亩 ≈ 6.07 亩。如果“2500–3000 万英亩”真的是“万亩”, 那这个数字要除以 6——也就是说,流传版本把这个“幽灵田”的规模缩小到了实际的六分之一, 于是“多出一个英国”的对比(英国耕地 2300 万英亩 vs 幽灵田 2500–3000 万英亩)在“亩”的版本里根本不成立, 但流传版本照样拿 2300 万对 3000 万比给你看——两个数字单位都不对,比值倒是碰巧没崩。 中文互联网上“多了一个英国”的惊叹,建立在一个没人核过的单位上。
为什么专门拿一节讲这个?因为它是这个知识库“无源惊人数字不要写”规矩的最佳活教材: 这个数字本身有源且基本可靠(出自彭的估算、被严肃学术述评转述),但中文世界转手时把单位抄错, 无数科普文连着错,读者复述时把错误传播得更远。数字的档位标记防的不只是编造,还有转抄——而转抄错误比编造更隐蔽。
顺便交代这个数字自己的软肋:人大清史所的述评指出,糖的“热量换算”和“棉田替代牧场”的算法都值得商榷 (糖是可替代品,不该按必需品热量折算;进口棉花省下的也不必然是牧场)——所以 2500–3000 万这个区间本身要打上 推断的档位标签,它的量级可信,精确值存疑。复述时说“数千万英亩量级”最安全,说“精确 2500 万亩”就过了。
十、江南的增长:算不算发展
彭慕兰说“1800 年前两边差不多”,这个判断炸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:江南那几百年的繁荣,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繁荣? 这个问题上,黄宗智和彭慕兰打了经济史学界最著名的一架。先看事实——江南确实在长:
这一串增长没有任何虚构。问题出在怎么定性它。经济学里“增长”和“发展”是两个词: 增长(growth)是总量或人均产出的提高;发展(development)是单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——用更少的劳动换更多的产出。 江南的繁荣属于哪一种?答案决定它是“被中断的工业革命前夜”还是“顶到天花板的精致 stagnation”。
十一、黄宗智 vs 彭慕兰
黄宗智(Philip Huang,UCLA 历史系,明清社会经济史名家)比彭慕兰早十年就在处理这个问题。 1990 年代他提出内卷化(involution,他后来也译“过密化”)概念,专指江南这种 “有增长而无发展”的模式:总产出在涨,但涨靠的是往单位土地里塞更多劳动力,边际报酬持续递减—— 一个家庭纺到深夜,多挣的钱越来越少,但没有人停下来,因为没有别的出路。 “没有发展的增长”(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)这个词就是他给江南的判词。
18 世纪江南的家庭农场+副业组合,单位劳动的日报酬停滞甚至下降; 农业上水稻与旱作物轮作塞满每一寸土地每一个工时,产出增长全靠劳动密集化。 这个模式哪怕再给它三百年,也长不出工业革命——它的均衡点就是“更挤”,不是“更省”。
黄宗智把江南判成内卷,标准是从欧洲经验里拿的。交互比较地看,18 世纪英格兰普通农户 同样在“勤俭革命”(industrious revolution)里延长工时、把全家劳动塞进市场—— 欧洲称之为“勤劳的革命”,凭什么中国的同款现象就叫“内卷”?江南的家庭劳动配置 看起来更像“斯密型增长”下的理性选择,不是自我剥削。
注意这场架的真正焦点:不是江南富不富(两边都承认相当富),而是江南的富有没有前途。
| 争论点 | 黄宗智方 | 彭慕兰方 |
|---|
2002 年黄宗智在《历史研究》发文《发展还是内卷?18 世纪英国与中国——评彭慕兰〈大分流〉》正面开战, 彭慕兰及李伯重等也多次回应。二十年过去,双方谁也没说服谁,但吵出了三个有用的共识:
共识一:单位口径必须统一
比“家庭年收入”江南不虚;比“单位劳动日报酬”江南确实停滞。两个口径都对,说的是不同的事。 这跟本页第九节的“英亩/亩”教训一脉相承——口径不明,比较无意义。
共识二:内卷化概念被两边各自收窄了
黄宗智后来承认“内卷”被滥用成骂人话;彭慕兰也承认江南某些部门(尤其是农业)确实边际报酬递减。 “江南整体内卷”和“江南整体等价于英格兰”都是过头话,真话在中间的部门级细节里。
共识三:英格兰自己也有内卷危险
彭慕兰最有意思的反击是:如果没抽中煤和美洲两张彩票,英格兰会走上和江南一样的内卷道路—— 内卷不是中国的民族性,是前工业经济的默认归宿。欧洲不是逃离了内卷,是被外力拽出去的。
十二、加州学派是个什么派
写到这必须插一段门派说明,否则后面的批评会看错靶子。“加州学派”不是彭慕兰一个人的放大, 它是一群立场相关但结论经常互相打架的学者,被别人贴的标签:
| 人物 | 代表作 | 核心主张 |
|---|
三行字看出问题了吗?“1800 平价”(彭)和“1400 领先”(弗兰克)是矛盾的主张。 如果 1400 年中国已经领先,那 1800 年的“平价”就是退步;如果 1800 年只是平价,那“中国曾长期中心”就得打折。 学派内部还有更多这种暗缝:李伯重把江南的估产做得比彭慕兰还高(更支持平价说), 王国斌对制度比较的保留比彭慕兰多(更接近制度派)。“加州学派”是一面旗帜下的一群人,不是一套理论。
十三、制度派的反驳
对《大分流》最系统的一轮火力来自制度派。他们的总攻击面:彭慕兰为了论证“1800 年前无本质差距”, 把凡是欧洲领先的制度类指标都做了解释性降维——股份公司“不必要”、科学革命“没用上”、 代议制“不直接产钢铁”。这些降维单独看都言之成理,叠起来看就可疑:会不会是先定了结论再拆证据?
制度派反方的完整火力(Vries 的《 escaping poverty》等)还有一条釜底抽薪的: 彭慕兰的“煤+美洲”解释只回答了“为什么是英国”,没回答“为什么是欧洲”。 煤在德国鲁尔也有、在法国也有;美洲对所有欧洲海上强权开放(西班牙、葡萄牙先到的)—— 但工业革命只发生在一个岛。地理禀赋解释不了岛内外的次级差异,那个差异还是要回到制度和文化去补。 这是“煤与美洲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”论战的标准形态。
十四、数字派的反驳
如果说制度派攻的是论证结构,数字派攻的是数据本身。这波火力集中在 2000 年代, 恰好赶上经济史研究的“量化转向”——各国历史国民账户和实际工资数据库被重建,彭慕兰 1998 年写作时用的估计被拿去重算。
| 数据战场 | 重算结果 | 对《大分流》的影响 |
|---|
数字派的总纲可以概括成一句:“1800 年平价”这个立论之基,在重算后变成了“1800 年前后存在可观差距,只是差距没有后来那么悬殊”。 彭慕兰和王国斌、李伯重的应战也一直在继续——两边在数据上互相挑刺十年后,多数中间派学者落在一个折中位置: 欧洲大陆核心区(英格兰+荷兰)与东亚核心区(江南+畿内)的生活水平差距,在 1800 年时存在但不致命, 真正的断崖在 1820–1870 年之间拉开。时间表被推迟了,但“断崖”本身被坐实了。
十五、两边其实吵的不是一件事
吵了二十多年,一个让围观者清醒的观察浮出来了:彭慕兰和他的批评者,很多回合里根本不在同一个问题上。
江南为什么没有自发走向工业革命?
答案:没有煤的区位、没有新大陆,生态约束无法解除,斯密型增长必然封顶。
这个答案不依赖“两边平价”的强命题——哪怕英格兰当时已略胜一筹,江南缺那两笔外财也照样卡死。
西方的兴起是不是“应得的”?
制度派和文化派要守住“内生优势”的解释权,因为一旦让位给“煤和运气”,
整个关于制度优越性的叙事就要重写。所以他们必须攻击“平价说”——哪怕彭的核心论证并不需要它。
看穿这层之后,很多看起来你死我活的交锋其实是错位对话。彭慕兰论证“外生冲击重要”, 制度派反驳“内生差距存在”——这两个命题不矛盾,完全可以同时为真:英格兰既有制度和文化上的领先, 又抽中了煤和美洲的彩票。真正的分歧只剩权重:彩票占几成、实力占几成。 这个权重问题没有实验可做,所以吵不完——但把问题从“哪边对”改成“各占多少”, 本身就是这二十年论战最大的收获。
十六、和这个库的其他页面怎么连
这篇页面是知识库历史学线第一次跨出中国史,也是第一次和经济学线发生实质交汇。把它钉进已有的网络:
- 大分流——东西方经济命运的分岔点,及“分岔是晚近事件”的判断
- 斯密型增长 vs 库兹涅茨型增长——市场扩大带来的增长 vs 突破技术天花板的增长
- 内卷化(过密化)——有增长无发展,劳动密集化替代生产率进步
- 幽灵田(生态包袱转嫁)——把土地约束外包给殖民地的机制
- 交互比较——两边轮流当坐标系的方法论
十七、这份页面留下的疑问
按本库规矩,讲解页要留下自己的未解之问——包括反驳自己的那一面:
实测 8 处 | 推断 26 处 | 存疑 3 处
主要参考书目:
· 彭慕兰《大分流:欧洲、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》,史建云译,江苏人民出版社,2003/英文原版 Princeton UP, 2000
· 黄宗智《发展还是内卷?18 世纪英国与中国——评彭慕兰〈大分流〉》,《历史研究》2002 年第 4 期
· 黄宗智《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》,中华书局,2000
· 王国斌《转变的中国: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》,李伯重译,江苏人民出版社,1998
· 李伯重《江南的早期工业化(1550–1850 年)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0
· Peer Vries《escaping poverty: The origins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》及中译《摆脱贫困》相关章节
· Angus Maddison《世界经济千年史》,伍晓鹰译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3
· 琼斯(E. L. Jones)《欧洲奇迹》——本书的主要批评对象之一
· 人大清史研究所“‘加州学派’与 18 世纪中欧经济史比较研究”述评(对本页“英亩”口径核对的关键源)